The Dawn of Language: Axes, Lies, Midwifery and How We Came to Talk

这是本研究语言起源的书，让我感兴趣的倒是书里面的边角料。

语言学定义方言是能相互理解，语言则不能。实际上，A language is a dialect with an army。在某讲座上听到标准粤语有9个声调，所以唱歌比4个音调的普通话好听。我很不以为然，这有点像先射箭后画靶。再说，判断好听/难听非常主观，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比如with an army。

人类大脑左右两瓣并不完全对称，负责说话、语法的神经区域如Broca’s area，Wernicke’s area集中于左脑。这似乎和大多数人惯用右手相一致。但人脑中的原始声卡，类似鹪鹩等鸣禽的发声器官，依然在线。 它负责笑声以及自发产生人难以控制的声响。 这就是为什么停止不笑比停止说话要困难许多，也是为什么在长篇大论中偶尔会莫名其妙地爆发出笑声的原因。

孩童学外语比成人快的一个原因是他们的大脑还没有发育成熟，完全自动过滤掉所有非母语音素。这我有切身体会。我听力正常，可如果不是英语课老师的有意纠正，我根本就听不出自己在说单词important时夹带了一个[ə]。

人类祖先开始两腿直立起，臀部便跟着越来越窄。人类女性需要生育，臀部无法进一步收窄。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男性一般跑得比女性快。

语言交流的前提不仅仅是我说话人向你接收方发送一条消息。它还假设我可以让你思考我在想什么，并让你在你的内心世界中构建出一个与我的概念结构相匹配的概念结构。为此，我通过语言“塑造你的想象力”，让你在脑海中浮现出我想要给你的一个形象。举一个最平常的例子，我对你说：空气老闷啊。我真正要表达的意思是让你也感受到了空气不太新鲜，主动地打开窗。

China’s Hidden Century: 1796-1912

连着前几本书给我的一个印象是，晚清既没有实行孤立主义，也没有忽视技术进步的需要。清末代表人物，骄奢专横的慈禧曾尽力维护国家利益，支持洋务运动的发展。清帝的《退位诏书》将汉满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交给了共和政府，避免中国分裂的可能。

鸦片战争常被歪曲为文明冲突：仇外、傲慢的中国与自由贸易、进步的英国。 事实上，冲突是出于英国保护非法贸易利润的需要。 许多人，尤其那些新教传教士，更是积极的战争派。他们渴望英国海军以武力打开清朝，从而扩张传教市场。现在（鸦片战争时期）万事俱备。一有迫使清朝“开放”的动机，二有先进的军事技术，三有国际礼让和自由贸易自由主义的“正当理由”。

鸦片与宗教之间密切联系。基督教的地理传播与鸦片消费的地理分布息息相关。戒毒中心通常由西方传教士经营。传教士一直借助医学，这个实用的手段，吸引鸦片成瘾者和家属。传教士提供的‘Jesus opium’等戒毒药含有吗啡，却比鸦片更易上瘾。鸦片战争已经过去近200年了，一只手售卖毒药，一只手售卖解药的销售方式似乎仍未禁止。比如，制定抑郁量表的药厂生产抗抑郁药。比如，制造容貌焦虑的网红推销抗皱霜减肥灵。

19世纪的技术创新经常被描述为西方在中国不断增长的影响力的结果，即欧美社区的成员推动了进步。 实则，租界五方杂处，华洋共居，中国通商口岸出现的新技术是东西两边适应融合和变通的成果。比如，书中展示的=印在团扇上的世界地图。西方衣料上钩织中国的传统纹饰。

这几本书已经能回答掉李约瑟难题，“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表面上，明清两朝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保证了大部分时间大部分人仅靠农业就能活下去。反观，英国实行长子继承制，大量失地人口要活下去，不得不另辟蹊径，从事工商业。实际上，历史本来就是无数的必然和偶然构成的。没有什么因果决定论。

书中有秋瑾简介，她的一句话，印象深刻。The young intellectuals are all chanting, ‘Revolution, Revolution’, but I say the revolution will have to start in our homes, by achieving equal rights for women.  年轻的知识分子都在喊“革命，革命”，但我说革命必须从我们家里开始，从实现妇女的平等权利开始。最近几天从女继承人宗馥莉婚姻状况的讨论，可看出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1870-90年间中国刺绣马面裙

马面裙

只有汉族妇女才穿这种百褶裙。汉族妇女裹小脚，很少走路。裙子打褶，便于骑马或骑驴，因此被称为马面裙。这条裙子蛮好看，就算今天穿出去也不落伍。

Sedated: How Modern Capitalism Created our Mental Health Crisis

这本书的中心思想是心理疾病被资本化。

为什么发达国家的心理疾病患者与日俱增？作者James Davies提出的原因一是正常的心理波动升级为心理异常。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简称DSM）逐步降低精神疾病的诊断标准，从开始的106种到现在的370种。新增出来的200多项疾病并不基于科学研究而是来自制药厂赞助的DSM编辑委员会的投票结果。比如，workplace underperformance工作表现不佳也算一种病，需要治疗。再如，英国全科医生普遍使用由辉瑞公司制作的PHQ-9（抑郁量表） GAD-7（焦虑量表）。这两张问卷都设定了一个极低的用药门槛，只要填了表格，十之八九便能拿到辉瑞公司生产的抗抑郁/焦虑药物的处方。

原因二是资本世界根本不希望心理疾病被治愈。相比一个心理健康者，一个功能性抑郁症患者或一个功能性酗酒者更有利可图。Functional to the extend that you will continue to work, and dissatisfied to the extent that you will continue to spend.同时，医疗化的方法消解了集体经验，将社会造成的痛苦打散成不同的、个人的功能障碍，注重强调自我调节，消减社会变革的压力。

原因三是缺乏实证的心理治疗。作者发现针对心理疾病的药物基本没有疗效，长期服用，有害无益。流行的心理咨询如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认知行为疗法主要目的是改变自身的思维模式、态度和行为。它将问题根源直接定位到个体身上，无视社会环境或处境，反而加重来访者的无能为力和负罪感。我想到欧美电视剧里夫妻/母子/同事常常一脸诚恳地说“We need to talk”。好像是在要求矛盾双方敞开心扉畅所欲言，实则要求使用社会认可的规范的不带情绪的中产阶级词汇表去描述问题反应情况提出建设性合理化意见。譬如，不可以问”How can I get you to …,”隐含说话人的埋怨和控制欲。应该要就事论事，
找到既真实又有善意的言词，组织出一句限制性的问话”What is keeping you from opening up?”。

原因四是社交媒体的推波助澜。除了keeping up with the Joneses互相攀比，还有选择性报道。媒体会经常播报精神障碍、工作压力或自残行为急剧上升，然后大力呼吁——培训更多的精神科医生和心理学家。 媒体几乎不会告诉大众YouGov的调查，只有9%的英国人希望疫情结束后生活恢复如常，1/3的英国人享受封锁下的生活，他们质疑起新冠疫情之前的新自由主义把人简化成劳动及消费两个功能。

作者认为始作俑者是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Friedman主张的新自由主义。Friedman利用当时普遍存在的排斥恐惧共产主义风气，将大政府与苏联共产主义、小政府与西方自由主义联系起来，赋予自由市场主义先前缺乏的道德依据。这份政治遗产影响巨大。例如，当今富裕国家宁可赞助学府、药厂、机关等生产出更多的理论，药物和政策，也不愿用作福利——Universal basic income无条件基本收入从根部铲除滋生大部分心理疾病的感染源。

被资本化的又何止是心理疾病？最近听完的有声书Stoic at Work，50章节的内容归纳起来就两条建议。第一：控制你能控制的事情。第二：要知道人终有一死。丝毫不提为什么有些人生来不用工作，有些人活着就是在工作。

Irresistible: How Cuteness Wired our Brains and Conquered the World

作者Joshua Paul Dale试图论证“cuteness可爱”是人类进化发展史的必由之路。

他没能说服我。他的例子局限在日本和欧美，无法代表全人类。其二，用来背书的试验都是几十年前甚至百年前的，且专业多为社会学。比如，人类才有眼白这个结论早已推翻。

在我看来，cuteness包含两重含义。正面有健康，好奇，灵活；反面有幼稚，弱小，无知。Cuteness形容的常见对象是婴儿、女孩或动物，少见于男人，领导或师长。也因此，越来越多的女性认为cuteness不是个好词。

借这本书，我想知道的是为什么cuteness能在日本大行其道。电视剧《相棒》里，不苟言笑的高级职场人拿出的手机都挂着可爱的手机链。我的日语老师，50多岁的老头，随手一笔漫画解释词语。还有台湾女生的娃娃腔据说也是向日本学习来的。是小确幸？是拒绝长大？是扮猪吃老虎？…………

在这本书里有一个收获，《凡尔赛玫瑰》始于1972年。20多年以后我才接触到这部漫画，没觉得过时。

 

Determined: A Science of Life without Free Will

这本书的前半部差不多是Behave: The Biology of Humans at Our Best and Worst的缩减版。你没有主观能动性，所做的每一个决定，好的坏的，都是生物环境运气各种因素的累加。从当下的感官刺激，今晨的激素水平，少年的教育经历，童年是否发生过创伤，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胎盘环境，基因组合，祖先是农民还是牧民……

澳洲老师资格测试题。由于题目“太难”，现在考试不限次数！

比如，气候。雨林地带倾向多神教，沙漠倾向一神教。一神论下的沙漠居民比雨林多神论者更好战。这解释了为什么现在大约有55%的人类信仰中东牧羊人发明的一神教。在温和的天气（平均气温21度左右）中成长的个体更个人主义、外向，乐于接受新奇的体验。

出生月份也能影响上名校的概率。英国和中国一样，入学截止日期是8月31日。下图是牛津大学生出生月份的分布图，9月份出生的比8月份的高出30%。

如果因此调整了备孕计划，这算是free will自由意志呢还是当下感官刺激触发的连锁反应？作者Robert Sapolsky认为它不是free will。这一切的发生是因为之前发生的事情，而这之前发生的事情也是因为更早以前发生的事情。天地之间，原子偶尔地暂时地聚合形成了“ME我”。

“我”没有自由意志，所以没有什么东西是“我”deserve应得的。即“我”不该被优先或区别对待。没有自由意志的论据是神经元组成的决策机制不能摆脱确定性物理定律（我理解的意思）。那“我”和“我的决策机构”是否可以有意义地彼此区分？作者没有阐明。

日常会话中的“自由意志”，通常指的是意志——在替代行为之间进行推理和选择的能力，受物理定律的影响。作者举的一个例子是快要饿死的人受饥饿驱使着去行窃。可不还是有一个宁愿饿死的选项，一个受物理定律限制下的非必然结果。

后半部的观点是，既然“我”是偶尔一个聚合体，“我”就不该为“我”的行为负责。作者声称这一事实并不会激增犯罪。借用的数据是对比最世俗的国家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美国（无神论人口只占5%）国家的犯罪率。查了下wikipedia，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并不是世界上最世俗的国家丹麦 (11.8%) 、挪威 (10.1%) 、瑞典 (27%)，美国也不是最信教的国家>>。何况，两者在人口数量，族群组合，贫富差异，地理环境等大相径庭。

如何有效地打击罪犯？ 作者不支持死刑，不认为现行的美国司法制度能遏制犯罪。他赞同南非的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model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刑罚。南非模式下罪犯供述每一个违法行为细节，并发誓永不再犯。受害者家属发誓不会报复，凶手便被立即释放。挪威的极刑，21年监禁。挪威恐怖分子Anders Breivik，汽车炸弹炸死8人，又在青年夏令营枪杀69 人，服刑21年。他的牢房是套间，有3间活动室，配备电脑，电视，游戏机，跑步机。 被一所大学录取，远程学习政治学。

我非常同意“吃相好不好看其实是结果”（我们普通人也只能看到普通人难看的吃相），简陋地去甄别错对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但是，群体生活中总要设置一条硬性的红线，区分出自己和他人的责任，​就像18岁成年，入学年龄截到8月31日，酒精含量80mg是醉酒驾驶。在量刑时，即便是AI法官应该也会将前因后果考虑进去，一个饥肠辘辘的人偷食物和一个有钱人偷手机的处罚肯定不一样的。

没有free will的作者，出版了一本关于free will的书。没有free will的我读完后，看不见自己神经细胞又发生了什么变化，只意识到脑袋闹哄哄地想写一篇读后感。